? ? ? 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初江南名士朱彝尊(1629—1709)之裔孙朱稻孙作《挽曹荔轩先生四首》,颔联曰“一身三职重,万灶两淮安”,通常人们所熟知的是,曹寅晚年以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何来“三职”呢? 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巡视两淮盐课曹寅坐名敕书》云:“敕管理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兼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曹寅:兹命尔巡视两淮盐课,并兼兑漕粮。 ……其庐凤淮扬四府,及徐州征兑漕粮,仍命尔兼理监兑,必以时催完,无误急需,敕内开载未尽事宜听尔酌便请行。”原来在康熙中晚期，曹寅还有一个“兼兑漕粮”的职责。
? ? ? 明清以来,朝廷对漕运非常重视,除专委差官外,还经常派员定期或不定期的巡视,据《皇朝通典·卷二十三》载,“顺治初,沿明制遣御史巡漕”,“掌稽察所巡之地,挑浅疏滞,趱程纠弊,以肃朝政。以给事中、御史轮选,简充一年而代”。 《巡视两淮盐课曹寅坐名敕书》颁于康熙四十七年九月,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从此时至少到次年九月,曹寅确曾担任过巡漕御史,巡漕御史再加上江宁织造和两淮巡盐御史,恰为“三职”,朱稻孙此言当为不虚。
? ? ? 众所周知，曹寅在担任敕管理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巡视两淮盐课并兼兑漕粮时，其衙门在扬州院大街。（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十八《公署》：“盐漕察院，在开明桥东南，旧名盐法察院”，这是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去证明曹寅担任过巡视两淮盐课并兼兑漕粮一职的。2017 年 6 月 27 日，江苏省扬州市在修缮瘦西湖大虹桥时发现了曹寅题写的石碑残件，曹寅题写的这块残碑，被发现时置于大虹桥南侧护栏桥面以下部分，碑上共刻有 34 字 ：“步公后尘 ?康熙五十一年岁在壬辰四月 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盐漕察院曹寅题”，残碑下部有两方印章 ：一枚印文为“曹寅之印”，另一枚为“荔轩”。这块残碑的被发现，又从出土文献的角度提供了曹寅担任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盐漕察院的内证。
? ? ? ?赈灾救灾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安邦定国的应急之举，它体现着社会功能的一个侧面。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灾害频繁，清代亦然，而且常常造成巨大损失，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清王朝统治根基的稳固。为扭转被动局面，康熙在位时，经常“闻灾而动”,采取许多相应的措施，调动全国力量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以期有所补救，后人称之为“荒政”。“救荒之道，以速为贵，倘赈济稍缓、迟误时日，则流离死伤者必多，虽有赈贷，亦无济矣”,因此，清代荒政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勘灾与赈济两大方面，其施政主角主要是灾荒发生地的地方官。但是康熙考虑到勘灾赈济时，情况紧急，地方官恐人手不够，又怕有欺瞒之事，因此经常会委派一些官员，以“督办”、“协办”的名义前去，加以钦差衔，就近全权处理；如与督抚同级，便“会同该督抚”共同主持；低于督抚，则行使监督权。内务府官员是皇帝的世代奴仆，较受康熙信任，勘灾赈济的决定权与监督权就常常落在了他们的手中。康熙年间，东南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曹寅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了江南勘灾赈济的主角。例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江南大旱，苏州因雨少米贵引起居民罢市，次年年初，康熙便命曹寅会同总漕桑格、江苏巡抚阿山截留从江西、湖广运向京城的漕米总计四十万担，并共同议价平粜。同年四月，曹寅向康熙汇报了截漕平粜的结果；“江南太平无事。各处平粜之价，总督巡抚已定九钱。各处所粜时价不等，大约不出此数”,“寻常所吃之米、各处起落不等，不出一两内外，百姓欢声载道，感激皇恩。“不久，曹寅又会同李煦联合捐银买米平粜：“前蒙圣恩，江南平粜、同阎穷民，俱沾实惠，万姓欢戴，洽髓沦肌，祝颂顶礼，从占未有……臣等与运道李斯俭，亦同捐出银二万两，往来买米平果，以鼓励众心。俟买米既至，臣等设法平粜，务使贫民仰沾皇恩。俟米价一贱，即行停止。”曹寅的建议，得到了康熙“此法甚善”的褒语，因为它为清代江南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为进一步有效地抵御灾荒提供了基础。
? ? ?《李煦奏折》收入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李煦所奏《所留漕粮已由总漕分派各员领赴所管地方平粜折》：“恭请万岁万安。窃见南省百姓，蒙万岁特旨留漕粮平粜，白叟黄童，无不感激圣恩，欢声雷动。今漕粮已经运到十万余石，其余随后陆续即至。总漕臣桑格已分派平粜，交与各员随即领米赴所管地方矣。如常州平粜礼部郎中臣索柱、苏州平粜宗人府右司理事官臣额克清格，各送折子到，臣煦谨遣家人星赍送呈御览。至于苏、扬各府，目下雨水调匀，地方安静。理合一并奏闻，伏乞睿鉴。”硃批：“知道了。 ”《李煦奏折》收入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十六日李煦所上《回南粮船已过扬州折》：“窃正月以来，天气晴和，米粮仍贱，黄童白叟，乐太平之盛世，祝圣寿之无疆。至于回南之空粮船，督臣噶礼委江镇道马国祯，沿途催行，已经尽过扬州，各赴水次兑粮，理合奏闻。所有苏州、扬州康熙五十年十二月睛雨册，一并进呈，伏乞睿鉴。 ”硃批：“知道了。”《虚白斋尺牍》卷二收入《与清河涂令》：“细阅部行，并道详‘迟误’两字出之旨意，其谁敢云不迟不误乎？因贵县详文有‘冰凌涌注如山，漕船不能前进’之言，是势不能不以‘迟误’处分坐之年翁也。纵去‘含糊疏忽’四字，‘迟误’之咎亦不能解免。皇上既云‘迟误’，已将院、道、府严行处分，又何能为年翁宽乎？盖‘冰凌涌注’之语自在也。若谓‘陆续出境，原无冻阻’则何由而‘迟误’乎？据淮扬道之详，是不但全归咎于贵县，并且直欲翻皇上已处分之案，恐其间大有未便也。鄙意以为，有‘含糊疏忽’四字，固受革职处分；即无此数字，而‘迟误’之革职，大部不能宽假。倘能恳请漕院如何设法，得捱至明春万寿之前，则在事诸君子均得援宥矣。不佞亦将此说达之漕台也。不一。 ”《李煦奏折》收入康熙五十三年四月十一日李煦所奏《粮船过扬只数并报苏扬米价折》：，其中有云：“窃江南、浙江、湖广、江西四省重运粮船，经过扬州北上已有五千二十只。尚有湖南二帮，九江二帮，南昌一帮共五帮粮船未过扬州约数有五百余只。地方官现在催赶随后陆续可到矣。……”根据有关李煦的上述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李煦也可能承担着“兼兑漕粮”的职责。综合曹寅、李煦“兼兑漕粮”的相关史料记载，我们认为，“兼兑漕粮”的主要职责是“庐凤淮扬四府,及徐州征兑漕粮,仍命尔兼理监兑,必以时催完,无误急需,”也就是说，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和徐州是曹寅、李煦“兼兑漕粮”的主要管辖范围，“必以时催完,无误急需”，一是遇到灾荒，截留漕粮用以平粜；二是以扬州为节点，观察漕船通过的时间和数量，并向康熙皇帝报告；三是协助院、道、府等各级官员究责。
? ?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志》《王制门》载有嘉庆十年（1805）六月《两淮盐政武备院卿佶山坐名敕书》：“兹命尔巡视两淮盐课，并兼兑漕粮，察照戸部所定运司，分司场灶，官丁亭戸，照例统理，该管各府州县额引，照旧督销......其庐、凤、淮、扬四府及徐州征兑漕粮，仍命尔兼理监兑，必以时催完，无误急需。敕内开载未尽事宜，听尔酌便请行。尔受兹委任，须持廉秉公，剔奸厘弊，通商裕国，斯称厥职。如或贪黩乖张，因循怠忽，贻误国计，贵有所归，尔其慎之。故敕。”上述史料证明，迟至嘉庆十年，两淮盐漕察院兼兑漕粮这一职务仍在。故而，《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描写到的“薛蟠只觉没意思,笑道:‘谁知他‘糖银’‘果银’的。（这其中的“果银”便是“茶果银”，《清会典》载，茶果银是清代各地漕船向各仓廪缴纳的一种税银；苏北境内便有淮安仓）’”，并非空穴来风，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历史元素和对时代背景的掌握，因为作者总是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的，这是文学的客观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