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于勋旧王公旗分的盘剥
1.事实上规定爵位和佐领的对等
雍正二年正月癸巳谕宗人府:皇考以公星尼,招摇生事,革去公爵。继又念伊先人之故,仍复施恩,令伊子星海,承袭公爵。讵知星海又复不才,昏庸懒惰,身罹国宪。皇考尚冀星尼,或知惩创,悛改恶习,复其公爵,以观后效。今星尼不惟不感戴皇考之恩,不知改行易辙,且各处钻营,无耻莫甚,有玷天潢。著仍革去公爵,拘禁在家。将应袭公爵之人、查明具奏。再,伊属下佐领甚多,与公爵不称。可酌留数佐领,给与袭公之人。其余佐领,存于公处。
——《实录》
按,星尼为多罗怀愍贝勒常阿岱第六子,即和硕巽简亲王满达海孙,和硕礼烈亲王代善之曾孙。礼亲王是宗室诸王之首,也是正红旗之主,在宗室社会中地位隆重。勋旧王公之中,基本上唯有正红旗是一旗一家,也就是说,正红旗所有属王公的佐领,都属于礼王一脉。和硕礼烈亲王第七子满达海,从崇德年间便有军功,自辅国公晋贝子,又从讨张献忠,最后进为亲王。作为军功王之一,其属下旗分佐领显然是不少的。正红旗的佐领,基本上归于三处:康王(继承的巽亲王之王爵)、巽王(已经降为公)、顺承王。均是礼王一脉。而这个数量大约是多少呢。天命末期,礼王的佐领在25个左右,而雍正初期,正红旗非公众佐领有60余个。可见此三家佐领之多。巽王罪降之时,世祖上谕为:“所属牛录下人员,开列具奏。其分取睿王家人牲畜财货诸物,俱籍入官。投充汉人,著照多罗贝勒应得之数给与。余俱释为民。”(《世祖实录》)而康王本身就是王爵,拥有自己的佐领,故而,推论星尼、星海时,巽王(此时已为公)家应该具有亲王级别甚至更多的佐领。从后来正红旗的旗分来看,公中佐领共有12个,大概其中多数均是来自巽王。
清初诸王视属下佐领为“功劳所得”,故而不会如后来之王公,世袭递降之后还要归还多余的佐领。他们只要是在八分之内,则基本上保存了军功所得的佐领,不受宗室爵位的限制。星尼、星海拥有如此庞大的佐领,在当时看来是无可厚非的。但世宗为了削弱勋旧王公的势力,同时确立恩封近支王公的地位,将佐领“存于公处”,即改为公中佐领。这样,事实上给诸王在世袭递降的时候上缴多余佐领的做法作出先例,而且也增加了公中佐领,极大削弱了正红旗王公的实力。
二、对远支宗室的限制和对近支的尊隆
1.以过继的方法对远支宗室的继承
雍正元年二月乙卯宗人府题:庄亲王博果铎,薨逝无嗣,其所袭乃承泽王硕塞之王爵。承泽王,系太宗皇帝之子,世祖皇帝亲兄,与皇上甚近,理应圣祖皇帝之子承袭。得旨,宗人府奏请庄亲王之王爵,于朕诸弟内,著一人承袭。朕奏请于皇太后,奉懿旨令十六阿哥允禄承袭。允禄著袭封庄亲王。其惠郡王博翁果诺之孙球琳,著封为多罗贝勒,将惠郡王原有佐领属下人等,俱著给与。
——《实录》
按,和硕承泽裕亲王硕塞是太宗第五子,薨时年仅27岁,位列八大王之一。在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中,庄(承泽之改号)亲王算是功绩最小的一个,由于其功绩小,所以其领有的佐领也不像礼、郑等王一样可以占据整旗。庄王所领的镶红旗,实际上是三分的,分别属于敬谨王(康熙末削爵)、克勤王(时为平郡王)和庄王。虽然庄王在军功诸王中不算是一等一大王,但是其毕竟是依靠军功而得封,与恩封王公不同,其佐领数目虽不及礼王、郑王,但是应该多于恩封诸王,而其王庄,则更是相当的可观。保守估计,庄王的王庄大概有五十万亩以上。这对于继承庄王爵位的近支宗室允禄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可以继承大量的佐领和王庄当然是好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庄王一脉本身缺乏让近支继承的理由,而世宗自己对外宣称的理由,也十分牵强。
第一,庄王本支存在可以继承爵位的人。承泽裕亲王硕塞生有四子,长子博果铎为嫡福晋那拉氏所出,次子博翁果诺为嫡福晋那拉氏所出,第三子鞥额布为庶福晋所出,第四子随哈为庶福晋鄂尔铎苏氏所出。其中第三子、第四子均无后。博翁果诺有七子,雍正元年世宗让允禄继承庄王爵位时,庄王家在世的有:明赫(博翁果诺次子伊泰子,嫡出)、福苍(博翁果诺第五子,嫡出)、球琳(福苍长子,嫡出)、塔扎普(福苍次子,嫡出,本年即殇)。此四子,均是嫡出(伊泰为博翁果诺继妻所生),从宗室的角度来说,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均有继承庄王王爵的资格。但是世宗出于自己的目的,没有让庄王本支来继承爵位。
第二,世宗所用的借口十分蹊跷。“承泽王系太宗皇帝之子,世祖皇帝亲兄,与皇上甚近,理应圣祖皇帝之子承袭。”这种骗鬼的话显然缺乏逻辑。如果这句话可以成立,那么肃王、叶布舒、高塞、常舒、韬塞五支,也就顺其自然的可以被近支“霸占”,因为他们都是“太宗皇帝之子,世祖皇帝亲兄”,所以也就自然“与皇上甚近”,进而“理应圣祖皇帝之子承袭”。笔者相当怀疑,当看到世宗这番话的时候,肃王等五支太宗系的宗室,会不会都提心吊胆,努力生育男孩儿,以防被“理应”。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其惠郡王博翁果诺之孙球琳,著封为多罗贝勒,将惠郡王原有佐领属下人等,俱著给与”这句。有人说,这代表博翁果诺和博果铎已经不是一家,但是实际上,博翁果诺的“惠郡王”爵位,在康熙二十三年已经被革掉。还有的人说,“将惠郡王原有佐领属下人等俱著给与”,这就是世宗给庄王本支的恩典。这样说或许可以,但是这个恩典真的算的上“恩典”么?首先,康熙二十三年博翁果诺革爵,仅仅“削去郡王”,并未收回属人,所以博翁果诺可能应该还有自己的佐领。雍正元年封球琳为贝勒,“将惠郡王原有佐领属下人等,俱著给与”,我参测有可能博翁果诺的佐领在革爵之后被庄王兼领(参考肃王兼领温郡王佐领例)。这个时候,球琳的佐领就是世宗口中的那个“俱著”。接着,乾隆十一年降贝勒(球琳在雍正六年晋郡王),再来是乾隆二十二年革退,命球琳第二子德谨降袭为辅国公,但是均未提及没收佐领。最后,就是乾隆二十八年,辅国公德谨被革退。革退的当时,宗人府奏“其属下五佐领”(《清高宗实录》)。按《高宗朝清会典》,八分公的佐领份额为2,贝子为3,贝勒为6,郡王为12。而球琳后代这“五佐领”,显然不符合递降为公的身份,可见此“五佐领”极有可能就是世宗口中的那个“俱著”。而这个“俱着”,连贝勒应有的份额都不足。
清世宗用过继的方式让近支夺取了远支庄亲王的旗权和地权,而且当有人非议之时,反驳道:“外间匪类捏造流言妄生议论,谓朕钟爱十六阿哥,令其承袭庄亲王王爵,承受其家产,朕为君上,封诸弟数人为亲王,何所不可,而必藉承袭庄亲王以加厚于十六阿哥乎?”。如此堂而皇之、振振有辞的为自己辩护,二来可见世宗之性情。
三、为普通宗室的仕官和生计着想
1.为普通宗室出仕设置宗室缺
甲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等:朕御极以来,加恩文武官员,各得升阶。而宗室独无仕进之路。朕欲施恩,予以升阶,思之再三,总不可得。如用伊等为大臣等及侍卫,犹可供朕使令。若用部院,或遇属下人为大臣,难以行走,势必至瞻徇情面。若令其应乡会试,与民人一体搜检,恐失观瞻。可否补用宗人府官员笔帖式之处?尔等传与宗人府议奏。再,宗室内有学优才美者,作何考选之处,亦著议奏。
庚寅宗人府遵上旨议覆:宗人府官员定额,郎中六员,员外四员,主事六员,笔帖式二十四员。于此定额内,一半照例仍用旗员,一半补用宗室。其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以郎中用。奉恩将军,宗定佐领,以员外用。荫生之五品官,以主事用。至闲散宗室内,考选学优材美之人,一等以主事用,二等以笔帖式用。从之。
——《实录》
《啸亭杂录》中说:“国初宗臣,皆系王公世荫,无有任职官者。”按世宗朝之前,只有班布尔善出任东阁大学士一例。入关之后,世祖遍封王公,其入八分之王公,共有96人,当时宗室人口约在500以下。但是由于王公领有佐领,并且具有相当的议政权,当时不入八分的宗室也依附本家入八分王公,故而还可以维持一定的权力和地位。圣祖朝,宗室人口渐渐繁衍,加之圣祖削弱诸旗实力,削弱了王公对旗务的直接管理,导致不入八分宗室的地位下降。加之闲散宗室的大量出现,为仕途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圣祖不避讳的讲道:“惟闲散宗室虽有干济之才,亦无路上进。”故而“将宗室中材干壮健长于骑射者,详查奏闻。朕将授为阙廷侍卫职官,视其效力。若材力果优,勤于供职,即授以副都统,参领职任。”(《圣祖实录》)但是,到了雍正三年时,宗室人数已经滋生至1500余人。另一方面,世宗进一步取消了宗室兼领部职和旗务,更确立了考封制度,使得宗室入八分者进一步“稀少”,无职的不入八分宗室和闲散宗室也再次成为问题。世宗为了缓解不入八分宗室仕途的问题,想到了在宗人府内扩充宗室缺,以此激励不入八分宗室上进,同时解决其仕途问题,并在实践中考察宗室可用之人才。如后来出任过内务府大臣,工、礼、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琳宁,还有出任过内大臣,兵、刑、户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禄康,均是从宗人府宗室缺入仕,得以显达。不得不说,世宗此举为不入八分宗室的仕途做出了相当的助力,也促进了后续诸帝扩充部院、地方的宗室缺。但是,对于日益繁衍的宗室人丁来说,这多少有些杯水车薪的意思,仁宗时期,宗室人丁超过了4000人,于是乎“入仕者少,饱食终日,毫无所事。又食指繁多,每患贫窭,好为不法之事,累见奏牍。盖宗室习俗倨傲,不惟汉士大夫不肯亲昵,即满洲亲戚,稍知贵重者,亦不肯甘为之下。惟市井小人,日加谄媚,奉为事主,宗室乐与之狎。一朝失足,遽难回步。”(《啸亭杂录·宗室积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