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神父致本会某神父的信(1724年10月16日于北京)（节录自《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二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节选内容包括“向十三
亲王递交呈
皇帝的陈情书——
雍正皇帝批准驱逐京城京城以外的所有传教士——上皇帝的第二份陈情书——皇帝对第二份陈情书的批复——皇帝对传教士的面谕”）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关于“基督教在指建省福文县被查禁——从福建禁教到全国禁教”等内容从略）
使我们放心的还有，先皇帝第十二子，即主管礼部的亲王及两位副手曾答应保护我们。（1724年）1月3日，我们的希望似乎显得更有根据了。当天，礼部聚会议事，负责向尚书及其副手们提出决议草案的一位下级官员递交了一份批准福建总督所有行动的议案。亲王阅后见其中末提及先皇任何谕旨，便问档案中是否没有他父亲先皇帝关于基督教的御旨，如有，为何只字不提。亲王—名副手是巴多明神父密友，因此也特别强调这一点。负责档案的官员做了肯定答复后奉命在议案中予以引证。这位副手很清楚这些御旨（桐桐注，指
康熙三十一年皇帝准许基督教在全国自由传播，还有康熙五十年传教士须领传票方可传教等有利于传教士的谕旨）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巴多明神父两天前已把副本寄给了他。
这些消息使我们充满了希望；但是次日，即1月4日，我们却得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消息。当天，礼部照常聚会，亲王问有关基督教的决议草案是否已备妥。上文提到过的那名下级官员居然放肆地递交了昨天的议案、而且—字末改。亲于十分惊讶，那名官员却傲慢地答道他没有任何其他议案可以呈递，还说亲王是主子，但他宁肯丢官也不会递交其他议案。在此情况下，或许
亲王怀疑这位官员奉了皇帝密旨所以如此大胆，（桐桐注：允裪曾因为偿还亏空，当街卖家当，以示自己的不满，从这件事情上看，他确实和乃兄雍正皇帝关系不协，二人互不通气）再或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什么原因，所以亲王提笔在议案上改了几个无关紧要之处便签署了事。鞑靼尚书和副手们跟着签了名，只有汉人尚书及与巴多明神父友善的那位副手拿着笔阅读议案，但皆末签名就把它退了回去。随后两天，人们向其呈递同一份议案时他们又都照退不误。但到最后，亲王派人询问此事为何不能结案，这两名官员担心坚持拒签会招惹麻烦遂不再抵制，签署了礼部决议。现转述如下：
在朝廷之洋人对制定历法有用，还可提供其他服务；但外省之洋人毫无用处。他们吸引无知的男女百姓信其律法，兴建教堂，以祈祷为名把人们不分男女聚在一起，这对帝国毫无益处。依福建总督建议，于朝廷有用者须照常留用，至于分散于北直隶及帝国其他省份之洋人，如其可用，可将其送住朝廷，余者遣送澳门。先前领有内务府颁发的票的洋人须把票交给地方官员，由后者寄给本部以便送回内务府销毁。他们所建之教堂均应改做公用。严禁基督教，轻率入教者必须尽快改正。今后再行聚会祈祷者应依律惩处。地方官若不认真监督执行此令，总督巡抚们应将其革职，送礼部查办。
礼部这份决议于阴历十二月十四日（即1月10日)奏报皇帝；
次日，雍正帝以朱笔批复如下：
照礼部决定办理。欧洲人是外国人，他们已在帝国各省滞留多年，现必须按福建总督建议办。但恐百姓对其有侮辱之举，因此，朕命令各省总督巡抚给他们半年或数月时间，把他们或送往朝廷，或遣送澳门；派一名官员一路陪同照料他们，保证其不受侮辱。着谨遵此令。钦此。
如我上文所说，我们于1月4日得知了礼部商议结果，大家对礼部已无任何指望，遂决定向皇帝本人求助，祈其怜悯我们。困难在于如何把我们微不足道的祈求上奏陛下。
先皇帝（康熙）第十三子可说是今上惟一宠信之人，如他愿意担此干系，我们觉得他最适于帮我们上奏。因此，大家决定由费隐（Fredelli）神父、
郎世宁（Castillon）修士（他的绘画才能很讨这位亲王喜欢）和我于次日前往亲王府求见，请他保护我们。
第二天是1月5日，早上六点我们三人就到了亲王府门口：他的随从已准备就绪，等着送亲王进宫上朝。门口的太监起先不肯给我们通报，因为亲王就要出门了，但经我们恳求后他终于入内通报了。过了片刻，他出来带我们面见亲王。亲王一见我们就说：“你们是来跟我谈福建总督控告洋人一事吧?”我们答道：“是的，亲王，我们恳求有幸得到您的庇护。”亲王道：“昨天，皇上把你们的事交给我和我的弟弟十六亲王了，但我对情况还不够了解。自从你们发生争执以来．你们目睹了你们事情的发展进程，这使我先父皇花了多少心血啊！要是我们的人去欧洲要改变你们先贤制定的律法和习俗，你们会怎么说呢？今上——我的兄长坚决要求有效地结束这种状况。”我们答道：“再也不会争执了，一切都已结束。”“如果一切都己结束，福建那两个洋人为什么还躲起来呢?”亲王反诘道。我们告诉他：“那两人我们不认识，我们认识的传教士都有先皇帝发的票，他们散居各省，皆已年高，最年轻的也五十五岁了。殿下可以看到，礼部于康熙五十年发布的命令是准许他们住在帝国的。”说着，我们把这道命令递到了亲王手里。他仔细看了起来，随之一面交还我们—面说道，这道特许令说得不清楚，它在宫内可能有点用处，但在宫外就不管用了。就此我们答道，我们是外国人，不大了解朝廷各部门的管理方式，但皇帝亲手把票给了我们，我们就相信无可忧虑了。
“呵，”他接口对我们说道，“我知道前来中国的有好几种洋人：有些是来为皇帝服务的，有些是来做生意的，还有些是来传教的。
我现在没工夫审察你们的事，不过请通知所有洋人明天到宫里来，我抽空再和你们谈。”于是我们说道：“王爷，我们恳请您注意到我们这些外国人像可怜的孤儿一般无依无靠，只能祈求皇上和您的支持了。我们冒昧希望您能像慈父一样庇护我们。”亲王答道：“放心吧，皇上把你们的事交给了我，我会认真办理的。”这一许诺使我们得到了安慰。我们忧心仲仲地进入亲王府，离开时却很高兴。
我们马上召集在京全体传教士会商该如何回答亲王的问题，因为最要紧的是，我们必须让他知道我们的意见不再有分歧，所有人想法都是一致的。
第二天1月6日是三王来朝节(Epiphanie)，我们全体遵遭亲王之命进了宫，但我们白白等了一整天：应该与十三亲王一起在那里的十六亲王没有露面。十三亲王让我们第二天傍晚去他府上，不过又说不必所有洋人都去，有四五个中国话讲得最好的人去就够了。于是，我们六人下午三时许到了他府上。
他临天黑才从宫里回来，到家后还有一些事要处理，所以直到晚上六点半我们才被领进他的房间。他让我们落座后说道：“我知道你们的事十分棘手。有一天我看到了福建总督的奏章，你们关于我们习俗的争执对你们损害极大。要是我们到了欧洲也像你们在这里一样行事，你们该怎么说？你们能忍受吗？我会花时间调查此事的。不过我要明确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离开，中园不会缺任何东西，没有你们也丝毫无损于中国。我们不会强行留住你们任何人，不过也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践踏法律并竭力取消我们的习俗。”
亲王说这一切时的语气使我们相信，他不过足在重复皇帝本人的话。
由于我们预料到了他对我们说话的内容，所以向他递交了—份陈情书，针对福建总督指控的要点为基督教做了辩解。考虑到他可能怀疑我们会使用隐瞒手段摆脱困境．我们就告诉他我们从不秘密传教，讲授教理的书籍是发到每人手中的，我们非常乐意分发它们，甚至还公开展出了一些散页印刷品，以便使基督徒们随时看到他们应当知道并必须履行的职责。与此同时，我们给了他一份这种印刷品，内容是以“要言”为标题的教理入门；人们在基歇尔（Kirker）神父的《中国图说》（Sinaillustrata）一书中可读到其译文。
由于这两篇文字（我指的是陈情书和教理入门）是相互印证的，亲王似乎温和了下来。我们趁机提请他注意我们始终是谨慎从事的，从未有人指控我们践踏帝国法律，而且我们与官员们相处融洽。于是，亲王要求看一看票。巴多明神父正好带了一份副本，便递给了他。亲王在上面惊讶地读到，持票的传教父：是不得返回欧洲的，于是问是否所有票上都有这一条款。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对我们说道：“这种票在外省无任何作用，如果你们的事情平息下来，就要给你们换一种更适当的票。至于福建总督的指控，你们不必担心，我虽做不了主，但会尽量为你们帮忙。”说罢，亲王把我们打发了出来。
过了两天，礼部决议奏报皇帝，陛下于12日批复核准，我在上文已引述了
朱批文字。
我们指望十三亲王为我们说话，却落了空。但我们又不敢催得太急，生怕因纠缠不休而失去这个仅剩的靠山。然而在获悉事情进展后，我们决定请这位我们指望获得庇护的亲王帮我们向皇帝递交一份陈情书，因为我们决定向皇帝求援。第二天13日，我们去亲王府求他代呈陈情书，还求他以其声望予以支持。
亲王这一天很忙，我们求其通禀的太监建议我们晚一天再去。
14日同一时刻，我们又到了亲王府。太监一见我们便入内禀报以便亲王接见我们。过了片刻，
他出来传话说亲王没空和我们谈话，但心里惦着我们的事，让我们放心。既然无法与亲王面谈，我们就把陈情书交给了太监，请他递给亲王。太监立即办理，但过了一会儿又把它拿了出来，同时告诉我们
亲王不能把它留在府里，让我们第二天在宫内他指定的一个门口再交给他。
第二天15日，我们11时许进了宫。那位太监替亲王来取陈情书。一小时后重见他时我问是否己把它递交皇上，他说，亲王和三位大臣及他的兄弟十六亲王
一起阅读了这份陈情书，但皇上因一桩重要国事把十三亲王叫了去，亲王就没把它带在身上。让这些贵人老爷与闻这份陈情书，我们不会感到不快，我们相信，如需修改，亲王定会通知我们，要是他们赞成，我们就有理由期待获得成功。陈情书是这样写的：
臣戴进贤（Kegler）（中翻注：这位传教士1717年1月到达北京后即被封为钦天监正和礼部侍郎，直至去世的约三十年时间里几乎始终供职于钦天监）偕其他欧洲人恭敬地将此陈情书启奏陛下以叩谢天恩，同时禀明我们的凄楚忧伤以祈求陛下怜悯。
臣等获悉，在礼部就福建总督指控欧洲人一事做出决议之后，承蒙陛下念我们这些外国人留居中国已有多年，特恩准给被遣返者六个月时间，还命令官员陪同他们。我们深知皇恩治荡，为此感激涕零。若能获准当面向陛下谢恩，我们将多么幸福！鉴于无法匍伏于御座跟前．我们冒昧呈上这份陈情书，以我们至深的敬意感谢陛下。
请允许我们向陛下——正如向我们的君王和上帝一样——陈述我们极度忧伤的原因。礼部就福建总督指控所做的决议规定，各省须清查持有先皇帝颁发的票的传教士，令其将票交出送还朝廷、予以作废等等。各省持有这种票的传教士不过三十人许，人们先前曾要他们答应永不返回欧洲，如今他们皆已年高体衰，怎堪经受如此艰难之旅?何况澳门非其祖国，可陛下要送他们去那里。我们深恐此消息一旦传到欧洲，人们会以为他们是因违反法律犯下大罪，所以才被逐出帝国以示惩戒的。虽说陛下不立即遣送他们，人们会认为这是陛下宽宏大量的仁慈之举，但他们会因此而更加困窘。
礼部还认为，无知的男女百姓相信我们的律法，而且以祈祷为名男女不分聚在一起，这对各省无任何好处等等。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已近二百年，其教理始终是公开的，它教导为臣者忠于其君，孩子应尊敬服从父母，所有成年男子均应积德行善、远离罪恶、服从政府法令、维护安定团结与和谐。只需看看论述基督教的书籍便可相信它不是伪教。正因为此．长期来它才在帝国得到认可并获准自由传教。它历经多次审查．人们从中从未发现有违良善政府法度之处，也从未发现不合情理之事。说我们男女不分，聚集一处，这纯属诬蔑，不屑一驳。我们的集会是无可怀疑的。众所周知，基督徒有自己的节日，届时，他们到教堂感谢上帝绵绵不绝的恩德，祈求上帝保佑他们君王、父母、官员、朋友及所有百姓太平安宁。然而有人却下令百姓弃绝这一宗教，违者严惩。我们合着泪水，却无法理解为何如此不幸，因为我们看到其他宗教是被允许的，信仰者也无需放弃信仰，只要不触犯政府法令即可。我们在这里犹如不幸的孤儿，只有陛下的公正才是我们的依靠，因为陛下的恩德对各国国民都是不分厚薄的。正因抱有这一信心，我们才不揣冒昧，万分谦卑地祈求陛下恩准长期在华并且有票的欧洲人留在中国。求陛下悯其年迈，准其在区区有生之年在此照看他们先辈的墓地。同时求陛下不要强迫基督徒抛弃他们信仰的宗教。我们自信，心地高贵的陛下定会赐予这一恩典．我们将永远感激。正因为此，我们才于忧虑与希望之中将陈情书敬呈于陛下之前。
我们一直等到晚上仍不知道陈情书是否已递交皇上。次日即16日，我们又进了宫，中午时分，亲王出现在我们所在之处。他对我们说道：“从你们的陈情书看，你们似乎想和皇上争辩，如原封不动递上去，我担心不会有好结果。你们应仅限于向皇上谢恩（原注：亲王希望我们感谢皇帝让欧洲人留在北京，并感谢他给在外省的欧洲人留了六个月的期限）和祈求；不过你们若想冒险，那好极了，但我对结果不负责任。”我们答道，既然亲王认为合适，我们就删除带有争辨色彩的内容，仅限于感谢陛下和向他祈求。
第二天一清早，我和巴多明神父就进宫去找亲王把按他意见修改的陈情书交给他，因为头天晚上他在官里值班。我们决定照亲王意见办的原因是：从亲王的表达方式中我们断定，我们的陈情书曾密报过皇帝，因为他以确定的口吻而非仅凭猜测地向我们谈到过陛下的安排。要是我们坚持不做任何修改，获准留京的传教士也会有被逐的危险，从而使有朝一日重建这个被破坏的传教会的惟—希望遭到毁灭。
亲王接过我们的陈情书，读过后一言不发就拿走了；这位我们断定他已同意。当天我们没得到任何消息。使我们不安的是，
有人告诉我们亲王第二天(18日)要去打猎，而且要持续两三天。果然，他到21日才回来。我们希望22日或23日能得知陈情书有什么结果，然而我们甚至不清楚它是否已递交皇上。我和巴多明神父决定第二天一早进宫，名义上是问亲王次日（这—天是中国春节）我们在何处举行仪式，实际上为打探陈情书的消息。我们如愿见到了亲王。他见到我们后说，一些不期而至的急事使他未能把陈情书递交皇上，但他没忘记我们，而且会寻找适当时机的。因此，直至1月28日，我们仍处于不确定之中。
这一天，我和白晋神父、雷孝思神父及巴多明神父进了官。9、10点钟的样子，亲王与他的兄弟十六亲王从官内一个门口走了出来，他要我们到他跟前并对我们说道：
“我递交了你们的陈情书，可是太晚了：礼部已经议决，皇上也已批准，木已成舟，无法更改。”我们答道：“对皇帝这样伟大的君主来说处理此事再也容易不过了，他可以降旨特赦，如特赦令通过礼部下达到地方上，就不会太晚的。地方官们不会急于执行他们先前收到的命令，因为皇上仁慈地给了六个月的宽限。”但亲王又道：“皇上对我说了，此刻他丝毫不能改变已经做过的事，不过日后若有入骚扰你们，他将提供保护。”我们道：“当欧洲人从各省都被赶走后，显然无人再骚扰他们了。”亲王道：“你们不是还在这里吗？”“是的，”我们答道，“我们还在这里，在陛下跟前并受陛下保护，但一旦我们的同伴被逐，我们在这里就失去了体面。”亲王接口道：“不是皇上要赶他们走，而是福建总督为纠正两名洋人在该省造成的混乱才这样做的。”我们答道：“我们不认识这些欧洲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姓名。他们受了指控，难道别的那么多人也要跟着倒霉吗？人们对后者无任何理由抱怨，官员们对他们也是满意的。”我们说到这里时，亲王转向他的兄弟十六亲王说道：“无疑，礼部把一切都搅在了一起，他们的决议一文不值，我一读到它就发现了这一点。”亲王说话时，我们跪在地上磕头，求皇上赐恩并求亲王为我们说情。但亲王对我们道：“
你们要我做什么呢？难道要我也陷入你们的窘境，让我为了救你们而自己完蛋吗？何况皇上说了让你们留在这里以及广州。我曾向他提出异议，说有人照样会把你们从广州撵到澳门，但皇上说广
东巡抚
年希尧就此肯定会提出申请的。”我们答道：“巡抚见到礼部决定后不会想到再就一件在他看来已经决定的事情提什么申请的，因此，最好劳您大驾把陛下意图告诉他。”“不必了，”亲王答道，“你们自己给他写信吧。”我们说：“他不会相信我们的。但要是过两个月我们给皇帝上一份新的陈情书，您看如何？”亲王做了个手势表示这不可能，随之转身就走，使我们陷入一种您完全可以想象但我们无法描述的深深的悲哀之中。
……（概述禁教的情况，从略）
正是广州的来信使我们知道，传教士们再也不能把这座城市视为避难地了。巡抚一接到礼部裁决就立即在其辖地公布，同时派人向当地传教士宣布，他们必须趁早准备去澳门；他还声称，到6月、至迟到7月，他辖区中的传教士将一个也不剩。
广州巡抚的举措不符合亲王向我们转达的意思，因为亲王说过：陛下告诉他要让我们留在北京和广州，还说巡抚就此会向他上奏，我们只要给巡抚去信就行了等等。尽管我们确信写信毫无意义，但为了使我们无可指摘，费隐神父和巴多明神父仍致函巡抚，告诉他十三亲王对我们所说的内容。
但当我们于6月初获悉了巡抚的严厉命令以后，我们决定向我们的保护人十三亲王递交新的陈情书，提醒他曾对我们说过的话，同时向他指出：从各省被逐的传教土大多不属于管辖澳门的那个国家，欧洲来华经商的船只在广州而不是在澳门靠岸，因此把愿意回国的人送住澳门实际上使他们反而无法成行。皇帝让我们留在这里为他服务，但若无人在广州维持我们与欧洲的联系，我们难以继续有效地工作。因此，我们恳请亲王求皇帝准许或因年高、或因体衰而不愿返欧的人留在广州。我们没有说出口的必须留在广州的主要原因是：为我们传教会留—扇门，让传教士日后可以进人。
正月（中译注：原文如此。从上下文看，应为阴历四月）廿四日（6月15日），巴多明神父在另外几名传教士陪同下于下午2时许到了亲王府上：在这里一直等到亲王从宫里回来。等亲王进屋后，他们走到他座前，巴多明神父递上了陈情书。亲王道：“
给我的这份东西里没什么棘手问题吧？”神父说一点儿也没有。于是亲王接过陈情书读了起来。当读到我们引用他转告我们的皇帝的话时，他开了腔：“
噢！你们在开玩笑吧！皇帝根本没说过你们让他说的这些话，这些话是我自己说的。”读完余下部分后他又说道：“至于这些嘛，好吧，你们把它拿回去，开头部分改一下再交给我，我会收下的。”
二十五日，我们改好了陈情书，二十六日，我和巴多明神父及戴进贤神父进宫想把它交给亲王，但当天及随后几天都末见到他。直到五月初三、即圣让一巴蒂斯特节前夕，他才派丁一名太监来取我们的陈情书。读后他表示同意，但鉴于皇帝把我们的事交给他和十六亲王共同办理，他又差太监告诉我们（在陈情书上）再加两个字，这样，它就是致他们两个人的了。我们立即照办。
第二天是五月初四，我们在宫里听回音，但音讯全力。初五是中国节日，当天不办任何公事。我和巴多明神父及费隐神父于初六再次进宫，亲王让我们中午去见他并对我们说道：
“你们在陈情书中对我提出了请求，对此我说说自己的想法，此外你们不要弄错，这是我的想法。你们知道今上在只是四亲王时是很喜欢和尚道士的，不过当初他尚未登基，你们要听明白。我的先父皇对你们十分喜欢，恩宠有加，但你们不是不知道．他对你们的庇护与恩赐常引起文人们窃窃私议。这不是说今上我的兄长对你们有什么敌意或看不起，你们不会忘记他当皇帝前待你们是何等仁慈，但如今既已登基，他不能不考虑对你们的态度。‘福建事件’以来，他收到文人们反对你们的奏章达二十余件，他都压了下来。这些奏章希望对先贤之说勿做任何改变，而若要长治久安就应采纳这些意见。因此，我想你们不必向我，而应向皇上呈递陈情书。内中仅限于表明：自率先来华的利玛窦以降，你们未做任何有损帝国习俗之事，你们是一心只想完善自身的修道士，你们传播的不是伪教，你们在外省的伙伴即将被驱逐，说明若不准他们留居广州，他们将何等不便和困窘，同时说明广州巡抚声称不准任何传教士留在那里，这也会使你们处于困境；说罢这些便请求，恳切地请求。你们的陈情书大致应是上述模样。此外，我要一份你们的底稿，以便必要时加以修改。写好后，你们就交给以我兄弟十六亲王为首的内阁，请大学士们上奏皇帝。若他们不受理，就再交给我，我通过受理帝国备忘录的官员们（中译注：疑是理藩院）上呈皇帝。”
我们被这位亲王的仁慈深深打动了，连忙伏地磕头感谢他的教诲和主动为我们做的好事。回教堂后，巴多明神父草拟了陈情书，内中大致包括了给亲王的陈情书中提到的内容。第二天是初七，我们进宫想把底稿交给亲王。
这一天他忙得不可开交，我们未能跟他说什么。有人肯定地告诉我们他次日将去乡间呆十五天以消除疲劳，这使我们又不安起来。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时间是多么宝贵，这一耽搁可能极大地妨碍我们。
亲王果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在第二天出发了，但他没忘记我们，他把我们的事托给了他的兄弟十六亲王，后者通知我们把陈情书交给他。陈情书是这样写的：
臣戴进贤率其他欧洲人以至深的敬意将此陈情书进呈陛下，恳请陛下赐我们以恩典。
自利马窦起，我们——您忠实的臣民——漂洋过海来到东方已将近二百年了。你们显赫的天朝以恩德待人，丝毫不把我们视为外人，致使我们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真正的祖国：我们奉其习俗，在此专心善事和自身的完善，我们传播的不是伪教。
礼部因福建省发生的事情判处将外省所有欧洲人造送澳门。我们——您忠实的臣民——绝不会不遵奉陛下旨意，但我们恳请陛下详察，澳门不是来华船只通常靠岸之地。若准许传教士留在广州，愿意回国的人就能找到可以让他们搭乘的船只。否则，他们没存任何办法回国。澳门虽说是个商港，但散居各省的您的忠实臣民（指传教士）大多属于其他国家。他们的处境很值得怜悯：想留在中国却不被允许，要返回欧洲又没有办法，真像漆黑的夜间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的旅人。
据我们从广州得到的消息，巡抚命人公开张贴了礼部决定，还发布严令，让欧洲人必须于(（阴历）六月、至迟七月离开其所有辖地。我们想到，陛下让我们留在朝廷效力，可我们不能没有欧洲朋友们的书信和帮助，若我们无人在广州受理，我们怎能维持呢？
陛下仁慈大度之心包容庇护海内外一切事物。我们这些年老力衰，无依无靠，没有田产，没有援助的人虽然受了惊吓，但仍不禁要烦扰陛下，冒昧地希望陛下以高贵之心对我们格外加恩，使我们不被逐出广州。此恩此德，我们将深深感激，永志不忘。
请陛下以怜悯之心看看外省这些不幸的传教士，他们已年高体衰，几乎不能动弹了。您的恩典是如此巨大，使我们——您忠实的臣民——简直不敢向您祈求了。
作为您忠实的臣民，我们满怀希望期待若陛下的旨意，正因为此，我们向陛下敬呈这份陈情书，恳请陛下御览并望赐恩于我们。五月十一日（1724年7月1日）。
同一天，我们去皇宫呈递陈情书。为让十六亲王知道我们到了那里，我们先赶往内阁所在地，因为他要我们与之联系。由于当今皇帝不准我们进入宫殿内部，我们请内阁一名官员转告亲王我们在门外待命。
这位官员很乐意为我们通禀，亲王让他领两三名神父进去把陈情书交给他。官员把巴多明、白晋和戴进贤带到亲王跟前，三位神父受到了热情接待。亲王当即让人叫来一名高级官员——帝国备忘录便是经他之手呈送皇帝的——，让他收下欧洲人的陈情书送给陛下。这位官员起初有些为难，因为只有担任一定官职的人才能向皇帝提出陈情书，但听亲王说明缘由后便收了下来立即去奏报陛下了。过了好一阵子，他拿回了我们的陈情书，上面有皇帝亲笔批复，内容如下：
诸位大学士及亲王：着尔等将戴进贤的陈情书寄给广东总督和巡抚，令其暂停执行（先前的）命令，不要催促洋人前住澳门，并令总督、巡抚、将军、提督认真商议此事，向朕报告。若他们认为对管理百姓并无大碍，则可以准许洋人住在广州。此外，尔等亦须会商此事，向朕报告。
那位官员把写有御批的陈情书拿回来后交给了几位大学士，后者看了御批就告诉了在场的神父。巴多明神父当即叩谢天恩而且说了一句十分得体的称颂陛下的话；那位官员认为这句话肯定会使皇帝喜欢，遂立即前去报告。皇帝果然十分高兴，命这位官员传三位神父见驾——这一恩典是我们任何人未曾料及的。皇帝对他们讲了一刻多钟的话，这些话可能是他深思熟虑过的，因为他以极快的速度细述了能解释他对我们态度的一切理由并反驳了十三亲王要我们修改的我们在陈情书中提出的理由。下面是陛下对他们讲话的概要：
朕的先父皇教导了联四十年，在朕的众兄弟中选定朕继承皇位。朕认为首要之点是效法于他，一点也不偏离他的治国方略。福建省某些洋人试图坏吾法度，扰乱百姓，该省主管官员们向朕告了他们的状。朕必须制止混乱，此乃国家大事，朕对此负有责任。如今朕不能够也不应该像朕只是一个普通亲王时那样行事了。
你们说你们的宗教不是伪教，朕相信这一点；朕若认为它是伪教，谁能阻止朕摧毁你们教堂、把你们赶走呢？那些以教人积善积德为名煽动造反的宗教才是伪教，白莲教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朕派一队和尚喇嘛到你们国家传播他们的教义，你们该怎么说呢？你们如何接待他们呢？
利玛窦于万历初来华。朕不想评论当时中国人的做法，
朕对此不负责任。但当时你们人数极少，简直微不足道，你们的人和教堂也不是各省都有，只是在朕先父皇当政时期各地才建起了教堂，你们的宗教才迅速传开。我们当初看着这一切，却什么也不敢说。但纵然你们骗得了朕的父皇，别指望也来骗朕。你们想让所有中国人都成为基督徒，这是你们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这一点。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变成什么呢？变成你们国王的臣民。你们培养的基督徒只承认你们，若通风吹草动，他们可能惟你们之命是从。朕知道目前还没什么可担心的，
但当成千上万的船只到来时就可能出乱子。
中国北面有不可小看的俄罗斯人的王国，南面有更值得重视的欧洲人和他们的王国，西面则有策妄阿拉布坦——我怕他到中国兴风作浪，因此把他约束在其地盘内不准进入中国。
随沙皇使臣伊斯迈罗夫（lsmalioff）一起来华的兰给（Lange）请许俄罗斯人在各省设立代理商行，但遭到了拒绝，我们只准他们在北京和土库班沁（Tchu—Kou—Pai—sing）互市，最多也只能扩大到喀尔喀（Kalkas）地区。同样，朕允许你们留在这里和广州，只要你们不贻人以任何抱怨的口实，就可以一直住下去；但日后你们若引起抱怨，那么无论这里还是广州，朕都不让你们住了。朕绝不愿意你们在地方各省居留。朕的先父皇屈尊俯就，让你们居留外省，他在文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就大受损害。先贤之法不容任何更改，朕绝不允许朕当朝期间在这方面给人留下什么把柄。朕的子孙们即位后，他们将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朕对此无需操心，正如朕对万历的做法不会操心一样。
此外，你们不要以为朕反对你们，或者以为朕要压迫你们。你们知道朕当
皇子时如何待你们的。辽东有一个信仰你们基督教的官员不祭祖，遭到他全家的反对。他们很为难，来向朕求助，朕调解了这件事。现在，朕是皇帝，朕唯一关心的是治理好国家。朕从早到晚为此操心。
朕甚至没有时间见皇子和皇后，朕只召见负责国家事务的大臣们。这种情况，在整个守孝的三年期间要延续下去。三年以后，朕也许会像平时一样召见你们。
皇帝大致就说了这些话。他说得很快，显然要人明白他不想让别人答话。但当说到兰给时，因一时想不起这个名字，便示意巴多明神父提醒他，神父马上告诉了他并抓住时机说道：“陛下的先父皇拒绝兰给为俄罗斯人提出的设立代理商行的要求时，是我负责向兰给解释（先皇帝）这道用鞑靼语下达的旨意的。圣旨说，他（兰结）不应该以在各省看到有别的欧洲人为借口而要求同样的恩典。先皇帝说：‘那些欧洲人是传教的修道士，他们不做生意，而且也不回欧洲了。而你们是来做生意的，来来往往，随时换人，而且都不是修道士。
若这些人触犯我们法律，朕只得惩处，而朕惩处了他们，你们的沙皇就会抱怨，就会成为我们间争执的原因，这是不行的。’皇帝很清楚巴多明神父这些话是反驳他把俄罗斯人拿来（与传教士）做比，但他佯装不知，继续讲他的，仿佛丝毫未加注意似的。
皇帝说罢后委托三位传教士把他刚才的话告诉他们的同伴，然后又吩咐取几件小礼品赐予三人，神父们非常谦恭地谢了恩。巴多明神父随之请皇帝相信，我们不会如此丧失理智，以至不顾干难万险来到中国却又心存有损皇帝之念。
皇帝在这次召见后不久对一个几乎合家信仰基督教的著名家族（中译注：指苏努家族。苏努与雍正为从昆弟行，康熙时封辅国公、镇国公，任都统，曾助
允禩谋继位，大为雍正所忌。雍正继位后即对苏努家族发难。）所采取的严厉态度使人充分看到，他己下定了完全扑灭基督教的决心。这个家族的首领是年近八旬的一位皇族亲王（桐桐注：苏努不是亲王，只是贝子），先祖是大清王朝奠基人之兄（桐桐注：指的是褚英）。但人们根本不考虑其身份、年龄、对国家起过的重要作用及担任过的重要职务，最近已把他及所有子女流放到了鞑靼地区。在此我不想细谈这些卓越的流放者的勇气和美德，您将从人们寄给您的详尽叙述中了解到这一切。
……（叙述各地传教士放逐出境的情况，从略）
录入by菰叶、洗桐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