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雍正——务实求真（电视记录片《清宫秘档》解说词）

　　提起“康乾盛世”，人们都知道，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 。康熙乾隆，这两位皇帝的丰功伟绩也备受赞扬。然而，康乾之间还有一位皇帝是雍正，对于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那么雍正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皇帝？他夹在“康乾盛世”中间，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今天，就让我们透过雍正档案，来认识一下雍正这位清代皇帝。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李国荣）：

　　“康熙皇帝雄才大略，平定了三藩，统一了台湾，稳定了边陲，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到晚年，他满足于现状了。这样在当时的官场上，就渐渐滋长了虚诈、迎合、粉饰、浮夸这样一种腐败的风气。这种风气严重的泛滥，以至于威胁着当时“盛世”的存亡。因此，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也就落到了康熙的继承者雍正的肩上。 我们在编辑出版雍正朝三万多件奏折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很有作为的皇帝，这就是雍正皇帝。”

　　　　雍正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他刚一继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雍正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今天，在留存下来的在清宫档案中，就有数以万计的雍正批过的奏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雍正对腐败的痛恨和他务实的作风。

　　不知道从何时起，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尽管雍正皇帝对那些华而不实的作风深恶痛绝，但是，仍然有不少地方官员积习难改。结果，往往遭到雍正的严厉批评。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以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地方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的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老毛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的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些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看可很不耐烦，挥笔批到：经过春夏大旱，哪里还说的上渴望丰收，如此粉饰，朕实在厌烦！雍正就是这样，一眼就能看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拍马屁，对拍马屁的人总是很不客气。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李国荣）：

　　面对当时官场上十分严重的浮夸作风，雍正皇帝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湖南巡抚王国栋说：“朕就是有神仙一样的本事，也不过是根据你们这些地方大员奏报的情况来进行决断。因此，他反复告诫内外百官：一定要实实在在的向朝廷奏报，千万不要隐瞒实情。

　　有一次，川陕总督岳钟琪将几个省区严重干旱的情况如实上报，雍正夸奖他说：凡地方事情，都如此据实奏报，不加丝毫隐饰才合朕意。朕希望所有内外大臣，办事只讲一个真字。

　　有一个叫李元直的御史敢讲真话，他在一件奏折中直言不讳的说：现今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有一个人敢说不可以，皇上若认为不可以，则没有一个人敢说可以。这种陋习，在中央各部院衙门随处可见。----讲这种大实话的人固然要有胆量，听的人就更需要胸怀。雍正对李元直非常欣赏，认为李元直说重了要害，把他召入内廷当面交谈，还赏赐荔枝作为鼓励。

　　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惯用手法就是摊派克扣。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主管四川陕西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将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共有三十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上报朝廷。雍正夸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他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为此，雍正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掉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以上我们看到的是雍正在不同年代的批示，中心内容都是反对虚假腐败，雍正提倡讲真话，强调干实事，求实效。

　　　　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赴京，直接送到皇宫大门。雍正指出：有事，一个月上报几次都无妨；没事，哪怕几年没有折子也不会怪罪。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

　　　　云南布政使葛森没事找事，频繁上奏。雍正就批评他说：路途这样远，派专人送来这些没有用的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如果想用密折奏报，来讨好皇上、挟制上司、恐吓下属，那实在是耍小聪明了。

　　雍正多次告诫群臣说：说一丈不如行一尺。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奏报是否多，说得是否动听。因此，他对官员进京面见皇帝也一直控制得很严。

　　有一次，贵州巡抚石礼哈请求来京见他。雍正批示到：道路这么远，就不必无意义的往来了，如果能在大地方上踏踏实实干事，胜过见我十次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王戎笙）：

　　　　雍正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只看皇帝脸色办事，事务大小都要请示皇帝。如果没有皇帝的明确指示，他宁可等待，他也不办事。雍正皇帝对这种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条后路。

　　　　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何时进军如何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雍正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是好官。这样的人，往往是私心作怪。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赞赏他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是为自己做官。

　　对于那些不做实事、光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阿谀奉承之徒，雍正简直是嗤之以鼻。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为博得皇上欢欣，把雍正的一道谕旨刻在府衙的大门上，说这样可以朝夕瞻仰，时刻不忘，还专门写了一到奏折，请皇上推广这一做法，命令各州府的文武官员一律在官府的大门上刻上谕旨。雍正教训这位想讨好的知府说：此等迎合之举，实在没有必要，料理好你分内的是就可以了，这种多事，朕不喜欢。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大臣自称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虚、恭顺的美德。雍正却认为官员这样做是虚伪。有一次，川陕总督查郎阿和陕西巡抚武格在受到批评后在折子上自责说“奴才愚昧”。雍正用红笔在“愚昧”二字旁重重划了一笔，训斥道：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吏，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 还是诚实一些好。

　　看到雍正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迎合皇上故做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次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理公务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说：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王戎笙）：

　　看来，那些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自古以来认为是讨好主子的灵丹妙药，到雍正这里就不灵了。让许多人迷惑不解的是，许多公认的清官也都丢了乌纱帽。雍正认为，对清官也要具体分析，当官的，又不干事，干不好事，人品再好，也不过是个木偶，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

　　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工作很难有起色。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得知道这件事，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当年，山东曹县衙门知府王锡圿到任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二十多起命盗案件没有一件审完，也没有拿获一名人犯，他本人虽然没有什么贪赃枉法之事，但雍正认为不干事本身就是失职犯罪，不仅摘掉了这个知县的乌纱帽，还让他坐了五年的大牢。看来，在雍正手下，且不说贪官，就是平庸无为的人也很难混下去。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朱金甫）：

　　　　雍正皇帝对于清除贪官庸人是毫不手软，而对有才干的人却是倍加爱惜。他经常对大臣们讲：凡是有一些真才实学的人，因为他们有才识，有主见，所以敢于顶撞，难以驾驭。这些人也有恃才傲物，不拘小节这样一些毛病，但是治理国家最终是要靠这样的一些人。所以对他们应当爱惜，教诲，而决不能因为见解不同就抛弃不用，甚至加以迫害，摧残。

　　　　河南大员田文镜铲除贪官，果断坚决，由此招致了不少人的怨恨，有人给他开列了十大罪状。雍正经过核实后，将诬告者治罪，下令田文镜官升两级。雍正在田文镜的奏折上，表扬他“为国忠诚。”并好言安慰田文镜说：“小人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 。

　　　　浙江总督李卫，办事严猛，不徇私情，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合伙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性情粗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 可是有的官员疾贤妒能，以还没有全面看透为理由，拒绝推举他人。广东巡抚杨文乾就有这样一道奏折，雍正看后斥责说：若一定等全面看透才推举，那么天下就没有可推举的人了。

　　雍正大批选拔新人，保守势力反对说：这些新人经验不足。对此，雍正形象的比喻说：没有先学养孩子而后再嫁人的。意思就是说，经验不足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雍正强调，用人不能有成见，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人。雍正曾把一个低级武官交给广东总督阿克敦试用，几个月后，阿克敦奏报试用情况，雍正批示说：用人选官，不能先有成见，以前不行的经过努力改进可能就行了，以前行的若是骄傲起来也就不行了。并特别交代，朕如果已有定见，又何必将这个人送到广东，让你们试用。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管统计，雍正在位十三年，他批阅的奏折就有三万余件，在这成千上万的折子上，留下了许多这样的批语：做实在好官，以实心行实政；实力实心，勇往办事；一切据实，无隐粉饰不得。总之，他强调的是实，反对的是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王戎笙）：

　　雍正在位也不过短短的十三年，由于他治理国家比较严厉，整顿官僚队伍也很严厉，所以在身前身后都留不少骂名。但是他能广开言路，对于他不懂的地方事务，鼓励官员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雍正作为大清的皇帝，并不以万能自居，他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而不是轻易下结论。在四川布政史佛喜的一件关于开垦荒地的奏折上，雍正写到：这些事，需要你凭良心来料理，朕不知道地方上的事，不便说应该办还是不应该办。雍正对自己没有确切把握的事情，常常让熟悉情况的地方官员讨论决定。一次，雍正收到一件如何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雍正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朱金甫）：

　　自古以来皇帝都被称为天子，自以为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但雍正却认为未必，他曾经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的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待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

　　雍正十一年，湖北巡抚王士俊有件奏折讨好雍正说：我心里只知有皇上而不知道还有其他人。雍正批评他说：对皇上也要看到有对也有错，对其他人也要看到有坏的也有好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李国荣）：

　　雍正作为一个皇帝，很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不仅认识到自己很可能犯错，而且，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能够公开的承认，并且加以改正。比如，在用人方面，他考察官员是很严格的，就拿我身后的《官员履历折》来说吧，都是府、州、县中级官员的履历折子，雍正在每个官员的姓名后面都写下了很认真详细的考察评语，可见，他用人考察是多么的认真。但即使这样，他也有看人走眼，用错的时候，有一个叫周英的人，雍正派他到西藏去统领军队，后来发现周英这个人能力不行，办事浮躁，地方官员反映不好。雍正很坦率地对身边大臣说：派周英到西藏，属于用人不当，这是我用人上的错误。

　　　　雍正三年，浙江一个叫王钧的道员表示：要捐四万两银子修筑西湖工程。雍正得知后批示：让他捐，他就是不捐，朕也不会轻易的放过他。他这些年做官的名声太差，让他出钱消灾好了。王钧本想积极捐献银两修工程，没想到挨了皇上一顿臭骂，惶恐不安中为博得皇上的信任表示四万之外再捐六万两银子。雍正了解情况后做了世人难以想到的批示：岂有此理！朕大错了。朕错记名字，王钧做官名声好的很，把他当成马钟【山华】了，朕的过错，惭愧，惭愧。雍正并叫浙江巡抚傅敏，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元元本本告诉王钧，并下旨劝这个道员不要捐这十万两银子了。最后王钧百感交集，还是坚持捐出了修西湖的四万两银子。

　　在中国历史上，雍正是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然而，作为一个极力加强专制统治的封建皇帝，必然有许多错误，如他排斥异己，大兴文字狱等等，甚至有人指责他为暴君。但是，雍正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确是一个务实的封建君主。正是他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才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后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弊端，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辉煌的“康乾盛世”，虽然没有“雍”字，但雍正的贡献却是实实在在的。说雍正在“康乾盛世”中起到了振作革新，承先启后的关键性作用，是毫不过分的。

　　根据录音整理

　　2005年2月19日

朱批原文：着他捐，将旨意发与他，他就不捐，朕亦不肯轻放过他。他这些年进路，朕皆晓得，因他做官无甚狼藉处，所以容留他，教他替国家出些力消灾好，若闻此旨预先务隐匿负恩，又自取也。明白谕他。

朱批原文：岂有此理，朕大错了！忽略之极。王钧做官声名好得很，况尔等将钞关事皆用他，做得铮铮有名，朕只当马钟【山华】，忘记错认名字，大笑话！亏朕疑惑问一问，乃因王廷扬彼叔侄捐银议叙之员，他们原系有身家人，岂因有身家，无辜被罚抓效力之理？朕不惜过，但恐过而不能改也。可愧！可愧！此捐之项再再不必提起，几乎成个大笑话。就将此旨备悉全密告与他。

“康熙到了晚年满足现状“？？？老爷子不是这种人吧，我倒是觉得他最看重身前身后名，好像在哪里看过，康熙一直要和汉人的几个圣主一较高下，他不是还说李世民最糟一步棋就在继位人没有选好吗？结果自己也……说他晚年为了儿子的事搞得焦头烂额，没有精力再搞吏治了还说的过去，说他满足现状？？？？？

现在大家重视反腐，小四被人家到处提阿

老爷子当时是有点满于现状吧，确切的说应当是不愿激化矛盾，以全圣名，老爷子后来不是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为啥还要写奏折骂俺们家王爷，一起省了多好

老爷子在二废太子后身体每况愈下，精力不济，所以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奏折上朱批骂王爷那是一废太子后的事情。

搞错了搞错了到底为什么老爷子这么骂俺们王爷呢，一点都不留余地阿康熙不是挺疼自己的儿子的嘛，老13是不是真的做的很过分？

我觉得肯定十三在“帐殿夜警”时做出了什么让老爷子深恶痛绝的事情，他才会这么责骂他的！不过也有可能他是被冤枉的！

看来要好好研究一下康熙那个时候对啥特别深恶痛绝了叶子姐姐能不能提供一些线索？看看他那个时候的奏折是不是有点帮助？对康熙的心理一直不清楚啊

哎，老爷子的心理，哪是我们看得清的，看个大概已经很不错了。